农耕文明视阈下解读汉服的植物元素与美学意蕴
文/秦兴华
“汉服”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1]少数民族政权称中原汉民族服饰为汉服。我们现在所说的汉服，并不单指汉族服饰，也不仅指汉朝服饰，而是指从夏商周到明末的四千多年中，以汉民族文化为基础演变而形成的服饰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代表。作为我国古代汉民族的主要经济形态，农耕文明对汉服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的汉服不管是在材质、染色还是图案设计方面都打上了农耕文明的审美烙印，汉服中随处可见的植物元素便形象地诠释了其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汉服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服饰体制，对人们的生活和审美产生重要影响。
一、传统汉服中的植物元素
《礼记·礼运篇》中有一段描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2] 可见在遥远的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只能用动物皮毛御寒，直到新石器时期，原始纺织业才开始出现，麻布和丝绸先后成为服装材料，开始书写一段持续四千多年的瑰丽而又精致的汉服史。我们可以从各个时期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重睹其昔日的风采，总结其形制特征和审美价值。除了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形制样式，汉服中频繁出现的植物元素也值得我们关注。
从材质上看，传统汉服主要由麻、葛、丝、棉等制作而成，与今天的化学纤维纺织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们基本都得益于农耕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据考古研究，我国的纺织技术大致产生于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原始农业的形成让人们懂得了栽培植物和利用植物。从出土的纺轮、骨针等工具来看，当时的人们便掌握了一定的纺织和缝纫技术。麻与葛是最早用于纺织的植物原料，也是最早的服饰材料，这些韧皮类植物纤维制作而成的服饰材质较硬，但因为原材料容易获取而受到普通劳动人民的广泛使用。蚕丝作为服饰原料大致也起源于新石器时期，与麻葛不同的是，蚕丝不是直接利用植物，而是通过养蚕取丝的方式获得，但从根本上来说，蚕丝的运用依赖于人们对桑树的利用，采桑也就成了一项基本的农事活动，这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时常可见。如《国风·卫风·氓》中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等句起兴，足以说明桑树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联想到该诗开篇讲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可见女主人公所处的地方盛产丝绸。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从考古发掘中参详当时的丝织品原貌，如1984年在河南荥阳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5500多年的蚕丝绢和浅绛色罗，不仅反映了丝织品的材质，还展现了当时织物的色彩。而棉织品的出现最初并非是在汉民族地区，相传由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黄道婆向海南岛黎族人学习种棉和棉纺技术，回乡后加以传播，而后才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得以推广。相较于较硬的麻来说，棉织品的触感更加柔软，更适合制作一些贴身的衣物。加上棉花纤维具有较好的保暖效果，被人们用来制作棉被或夹衣。由于民族的融合，动物的皮毛也被用于制作服饰，但从考古发掘和历史记载来看，这些并不是传统汉服的主要制作材料。
从色彩上看，传统汉服有着丰富的色彩体系和成熟的染色技艺，其染色的原料也主要来自于植物。根据中国目前存世的纺织品纤维切面分析数据统计，90%以上的传统纺织品皆运用植物染色。[3]古人用压榨或蒸煮的方式从天然植物的根茎花叶中提取色素对织物进行染色，由于织物与染料都具有植物的特性，染出来的色彩比矿物染料的稳定性更强，因而受到广泛运用。具体说来，早期汉服色彩以五色作为原色，即：青、赤、黄、白、黑，其他的颜色则是用原色混合而成。《荀子·劝学》中说“青，取之于蓝，而出于蓝。”古时的青色实际上更接近于蓝色，是用蓝草中提取的蓝靛染制而成。通常用作提取蓝靛的蓝草有菘蓝、蓼蓝、马蓝、木蓝、苋蓝等，根据时期和地域的不同使用情况也有所区别。用蓝靛染制的衣物色泽艳丽、不易褪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如用于提取蓝靛的菘蓝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板蓝根，其本身具有药用价值，有清热、解毒、消炎的效果。古时的赤色就是我们现在的红色，主要是从一种叫做茜草的植物中提取茜素染制而成，这种植物分布广泛，从商周时期就已经是主要的红色染料，并且可以通过套染技术制作出各种深浅不一的红色来，因而在服饰中运用比较广泛。茜草也有活血凉血、祛瘀通经的功效，因而由其所染制的红色织物受到妇女的欢迎。古时的黄色主要是从栀子、地黄、槐树花、黄檗、姜黄、柘黄等植物中提取黄色素染制而成，由于原料比较丰富，所染制出的颜色比较多。我们现在保存下来的织物中的黄色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皇家服饰，这种皇家专用的黄色主要从柘黄中提取而出，其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不同的色泽质感，十分光彩夺目。古时用于服饰中的黑色与用于书法绘画的黑墨原料不同，通常是从五倍子、柿叶、冬青叶、栗壳、莲子壳、鼠尾叶、乌柏叶等植物中提取而来。
从图案上看，传统汉服的许多图案纹样最早来源于人们生活中最熟悉的植物。在现存的纺织品中，一些连续性的图案非常常见，比如二方连续纹样，实际上是一个同样的纹样朝着上下或是左右两个方向反复连续形成一个新的带状图案，即我们常说的花边。这些图案通常用在服饰的领口、袖口、下摆边缘或是腰带、配饰上面。从构图规律上看，这种图案与藤蔓植物有着相似之处，因而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图案产生的灵感是人们对植物的模仿。
在唐代非常盛行的卷草纹实际上也是二方连续纹样的一种，这种纹饰多取自忍冬、兰花、荷花、牡丹等花草植物的局部，线条卷曲，层次丰富，生机勃勃，展现了唐代服饰的富丽华美之貌。
卷草纹盛行于宋代的缠枝花则以常青藤、金银花、爬山虎、凌 霄、葡萄等藤蔓植物的枝茎为主体图案，制作成波状、涡旋形或S形，向上下、左右延伸，循环往复，变化无穷。受佛教题材影响比较深的宝相花，通常由一种花卉（如莲花、牡丹）为主体，镶嵌形状大小粗细不同的花叶变形处理而成。这种图案生动地展现了花朵的不同形态，它比真实的花朵更加富丽华贵，因而被当作是吉祥喜庆图案。
缠枝花还有更加富丽的团花图案，则是采用对称或平衡的方式将一种或多种花卉图案组合成一个圆形图案，大量分布在织物上面。除了直接表现植物主题的图案，汉服中还有一些图案来源于植物所处的环境，如水波、云朵、山石、日月等纹饰，它们通常散布于织物上作为点缀，或是位于下摆部位表示一种支撑。这种气势恢宏的图案布局方式通常用于皇家服饰或朝服、礼服中，如古时帝王专属冕服十二章纹（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中大部分纹样都与植物或是植物所处的环境、利用植物需要的工具有关。
综观传统汉服中的这些植物元素，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当时人们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匹配，当这些外在因素发生变化时，服饰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二、汉服植物元素背后的美学意蕴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我们的祖先正是通过这些与植物有关的元素来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通过自己的技艺在有限的条件下不断地追求着更高层次的美，同时也构建着一个理想的和谐的天人合一世界。这种服饰审美文化是中国传统美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写照，同时它又反过来对中国美学与哲学观念产生影响。
首先，汉服的植物元素反映了农耕文明状态下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即万物皆有序，人必须依照一定的秩序而进行活动，就如同种植植物，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才会有所收获。在这一点上可以参考《礼记·月令》，它详尽地记录了不同季节不同时候世界的样子，人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又是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设想一下，遥远的古人在日复一日的农事活动中，面对最熟悉的植物，一点点体会到植物在自然中的变化，感受到植物所遵循的规律和限制。这种规律和限制转换到服饰文化中便是一套等级森严的制度，上至天子朝臣，下至庶民百姓，在各项活动中都必须遵守相应的服饰礼仪规范。除了形制特征、图案花纹和用色，这套全面而又细致的服饰礼仪制度还对汉服的配饰有着具体的要求。然而在众多璀璨夺目的配饰中，唯有玉所占的地位最高。这种集天地精华于一身的灵石与充满植物元素的汉服如同天生一对，它们共同构建出古人对世界秩序充满感性与诗意的认识。
其次，汉服的植物元素也反映了一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上衣下裳是汉服的基本形制。上衣代表天，下裳代表地，天在上，地在下，古人以此为服饰形制来表达初民对天地的敬畏以及对自然宇宙秩序的尊崇。最初的服饰色彩也是依照天地之色而定，上为玄，即天未明时的黑暗，下为黄，即土地的黄色。而服饰中的数字也往往依照这种质朴的宇宙观，如深衣十二幅、冕服十二文章皆与天时相呼应，即一年分十二月，一日分十二时辰，这种时间观念实际上就是农耕文明中人们对天时的认识和把握。人们将这种由植物原料制成的、代表天地的服饰穿在身上，就如同将自己紧密地和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企图达到一种与天地同在的美好愿望和想象。
最后，汉服的植物元素还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由和气韵的审美追求。汉服的图案纹饰，几乎都是在模拟植物的生长形态，用大量的曲线来塑造美的形象，视觉上更加柔和，更富有弹性和律动，体现了一种含蓄而又生机勃勃的美感。在剪裁设计上，汉服遵循的是平面化的原则，在外形上呈现出褒衣博带、广袖大衫、深衣隐扣的特点，因而在穿着汉服时身体更加自由不被束缚，加上汉服的固定方式几乎都隐藏在内部，在视觉效果上人的身体和服饰犹如融为一体，在行动过程中服饰会随着人体活动而律动，加上身上的玉饰环佩叮当，给人以飘飘欲仙的动态美，与传统美学中追求的气韵生动不谋而合。
从整体上来说，汉服的植物系审美倾向主要受农耕文明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所影响，相比狩猎民族的动物系服饰审美而言汉服更加含蓄和内敛，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资料，在过去几千年汉服以其独特的形制特色和审美内涵承载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和宇宙观，其内在的美学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形式，而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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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九十六。
[2]礼记注疏·礼运[M]·卷二十一。
[3]宋炀，《术以证道 :植物染色术对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美学之道的影响》，《艺术设计研究》，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