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成圣与袁黄了凡之路对读
引言:阳明早年就将读书学圣贤当作第一要事,成圣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目标。“《年谱》载,阳明十一岁时尝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阳明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阳明认为朱熹未能讲出圣贤的旨趣,遂抛弃定为官方读物的朱熹版本,直接回归经典古本来探求圣人旨意。阳明认为圣人是其心不受丝毫私欲遮蔽,是纯然至善合乎天理的。他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99条)所以成圣的过程便是在心上存理去欲的过程。袁黄早年受命定论所困,只是因循原有的因果,不曾改动一分命数,纯是一介凡夫。后受云谷禅师开示“命自我作,福自我求”、“一切福田不离方寸”的改命之学,才开始其在心上改过、积善行善的了凡成圣之路,“圣”即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与因果道理通达明了的人,在佛门称为佛菩萨。所以,佛菩萨是人,不是神,也不是仙,是个明白人。”由此看出,阳明和袁黄的成圣了凡之路具有一致性,都指向对内在心的改造以及善念的引导。同时又具有差别性,阳明成圣之路依据本体性的天理,是哲学性的路径,天理作为一切发用的根本,是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源泉,本心纯乎天理是成人成物的保证。袁黄了凡之路依据鬼神感应和因果轮回观念,是宗教性的路径,人为的善恶能够与天感应并获得相应的果报,“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将知之矣。”(《了凡四训》)心在阳明那里作为本体性的存在,是生化一切的根本,在了凡那里作为改命的场域,是与天地感应的关键处所,两人分别从哲学和宗教两个层面说明了天意的存在,并共同指向了一条由心而作,心念通天的路径。
一、阳明的成圣之路
阳明面对世人务名利、轻道德的社会风气以及霸术胜、仁道衰的学术风气,发“拔本塞源论”,欲拔之本、欲塞之源,誓重归尧舜文武孔孟一系的圣学传统。他感慨道:
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盖至于今,利功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传习录》中)
阳明多次依据圣人的言行来宣讲自己的学术、指导门生。如以文王纯然至善之心开示门生,文王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不肯称王,尽力劝善于纣王,谦让德行丰满的文王形象便赫然而生,“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卷上51条)然而在阳明看来,因人材质不同存在困知、学知、生知的为学次序。圣人但能与天合一行生之安行事,尽心知性知天,初学者惟但格物致知,存心养性事天,修身以俟命,夭寿也不可改变其为善的心,方是为学成圣的可取路径,若将初学者的学知当作生知,物格知致视作尽心知性,便失落了初学者为圣的门径,使得初学者没有下手的工夫。
先生曰:“尽心知性、知天,是生之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养,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夭寿,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己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进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卷上6条)
初学者惟当存心养性,一心为善,方是为学成圣的路径,方是作圣之功。“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卷中161条)进而阳明认为使此心纯乎天理,便是要察觉心之隐微发动的念头,他指出“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也。”(卷中161条)便是在不睹不闻之地,于心之发动处用戒慎恐惧的工夫辨个天理,得一善念。“直问:‘颜子择《中庸》,是如何择?’先生曰:‘亦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就己心之动处,辨别出天理来。‘得一善’,即是得此天理。’”(拾遗26条)所以诚其意、于心之发动处定善意在阳明成圣的过程中是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被阳明视为立言宗旨。“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心中。此是我立言宗旨。”(226条)也是立命工夫,先生曰:“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卷下333条)
此外,良知恒久关照意念的发动状态,无一时之停息。“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若谓良知亦有起处,则是有时而不在也,非其本体之谓也。”(152条)作为本体的良知一直都在,其是否发用流行取决于人是否察之,明之。所以戒惧之念无时可息方可开始时时刻刻开始良知发用流动的阀门,“戒惧之念,无时可息。若戒惧之念稍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恶念。”(卷上120条)“实用意,便是诚意。”(卷上119条)诚意只是个存善念,使善念实实在在地得到落实,意诚方能好善,恶恶,通过诚意便可体会自家心体,使本有的天理之心得以流行发用,在善念相续流动的意念中便可与天合一。需要指出的是,阳明认为“良知即是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良知是活泼泼的,一念发动,一念止定,念念相续,动静一如,在念的流动中便可改命成圣,由此在心之意中实现成圣的路向。
二、袁黄的了凡之路
袁黄,字了凡,明代儒者,《了凡四训》是他为教育子孙而作的四篇《家训》,分别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这四篇文章分别来自袁了凡先生不同时期的著作,其中《立命之学》是袁了凡先生晚年训诫儿子而作的,初名为《戒子文》,《稗乘》和《四书集成初稿》所收的即是为此篇并赋以“功过格”。《改过之法》、《积善之方》是他早年的著作《祈嗣真诠》(此书分改过、积善、聚精、养气、存神、和室、知时、成胎、治病、祈祷十篇)中的两篇。而《谦德之效》则取自他晚年所作的《谦虚利中》篇。在清人编纂的《丹桂籍》中,这四篇文章题名为《袁了凡先生四训》,后世遂以《了凡四训》流传。所选取的四篇家训集中表达袁黄一生关于立命改命的宗旨和方法。其中立命之学是其总纲;改过、迁善即奉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方法,是立命之学的具体实践;谦德则要求积善行善的长久和永续性。
袁黄早年被孔先生算定其一生的命数并且一一应验,于是相信命运的存在,甘愿接受命运的掌控。“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淡然无求矣。”直到在栖霞山中遇云谷禅师时,获益于云谷禅师所讲的命数渊源和改命的道理,方晓得“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改命之学。云谷禅师认为,人命中的定数由前世功德作决定,他指出:
岂惟科第哉!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 。天不过因材而笃,几曾加纤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其斩焉无后者,德至薄也。
即是指今世祸福贫富夭寿之数皆是由前世的德业所决定,若只是因循已有的因果业报,便逃不出命数的安排。德业造就命数,自我成就德业,命由我作,福自我求便在情理之中。在云谷禅师开示下,袁黄开始其由因循命数转变为改造命数的了凡之路。
袁黄进一步在《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两篇文章中介绍了凡(了却凡人)的具体路向,首先了却凡人必先改过,改过首先改心,“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在袁黄看来,改命即是改心,所以改命首倡立三心,发耻心,知耻能生大勇;发畏心,知畏则能诚敬;发勇心,知勇则能振奋。进一步地,他指出,改过的关键在于对当下念头的警觉,
但当一念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阳当空。魍魉潜消。此精一之真传也。
谓一念猛厉。足以涤百年之恶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之暗俱除。故过不论久近。惟以改为贵。但尘世无常。肉身易殒。一息不属。欲改无由矣。
一念从善便可除却万千恶业,是改过的不二法门,可以与至诚之天相感应,福报便随而至之。吉凶由心之萌动处得以窥见,福祸之命在善或恶念头中便可预测。“至诚合天。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将知之矣。今欲获福而远祸。”
其改命过程如图所示:
(感应)
人(心→念→善) 天
(内外双得,改命完成)
三、阳明和袁黄成圣了凡之心念通天的可能性与永续性
阳明和袁黄对天意都有关注,阳明从哲学本体论出发,本心本体之理来源于天,是生生的根本;袁黄从宗教因果感应论出发,认为业报来源于与天的感应。两者都把天作为其理论开展的起点和保证,可见对天意的探讨是绕不开的话题。此外不论哲学或是宗教的论述,都指向了心意通天的路径。
阳明认为“天意”可作“生生之意”来理解,他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 陈荣捷 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98页。]并从动静观的层面理解“天意”。“天意”静时在理上“无善无恶”,动时在气上无止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同上,第233条。]天命气化流行的过程是无止息的。然动中有静,气动过程中常理发挥主宰的作用,才能从容自在地与物交感而无累,循理而行,动亦是静。“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忌。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陈荣捷注“天君,心也。”[ 同上,第101页。]心即理也;静中亦有动,“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其动亦静,静亦动即是“生生之天意”的体现,万物在此过程中生化流行。
阳明关于“天意”的探讨最终要落实到人事上,为学者指明了依据和目标,一方面学者对天之气化流行的体悟作为为学的依据,阳明认为,天是义理性的存在,人们禀赋天气化流行背后的“生意”、“善意”为自身的德性,以此展开修行活动。另一方面,又将天之神妙莫测的境界作为为学的目标和方向,通过修行所达致的是既圣又通天的境界,“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备?此所谓大而化之也。”[ 同上,第81页。]三光指日月星,九地指地之终底,即地底也。圣人拥有至诚之仁心,便如天地一般大而化之,又如天一样“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而无往不应也。换句话说,对天意的探讨为“立命”说提供了依据和目标。在这里,念、心、性、良知等概念在阳明那里都是直通天意的,念作为心之发动所在,作为“天机显现”的关键枢纽,更是如此。
阳明多次用易的观点来解释良知本体,易即宇宙,亦是阳明窥测天意的一处例证。“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的透时便是圣人。”(卷下)良知即易,无方无体,情顺万物而无情,能悟透此理便是圣人,所以圣人的气象如天一样是大而化之的。“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备?此所谓大而化之也。”(卷上74条)三光指日月星,九地指地之终底,即地底也。圣人如天地大而化之,宏远高阔,无所不包,所以大,圣人拥有至诚之仁心,所以化。所以圣人如天一样“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而无往不应也。自然生生的观念。
袁黄从宗教层面论述天意。吸收佛教因果观念和儒家气化感应观念,勾勒出依据人类善恶行为进行赏罚的人格化的天。他接受了云谷禅师善行感天地的说法。
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违;汝今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云谷禅师云说血肉物质之身,假若必受生灭气运的影响,则重生的道德精神之体,必能感动天地而获福。只要你扩充德行,广积阴德,多作善事,则自己所造的福德,哪有不应验的道理?袁黄在此善行感天地的基础上,完成了《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的写作,书中多处例子都是建立在因果报应的基础上展开的,如他在《谦德之效》开篇提到:“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予屡同诸公应试,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因为有君子有谦德,所以能够获得鬼神的赏赐,总能登科及第。
总之阳明和了凡对天意的窥测与探讨是为了更好的运用于人事,尽管两人哲探讨的路径不同,但同指向了心念通天的境界,在阳明那里,一念善,可惊天地泣鬼神,在袁黄那里,一念善,便可受天之福。阳明动静一如的本体意味着念念相续的生发流行过程,袁黄对谦德的重视意味着善念的永续不息。两者在动态的过程中说明了心念通天的可能性与持久永续性。
四、小结
作者认为阳明和袁黄都有关于成圣了凡路径及对天意的探讨,所以两者具有可对读的价值和意义。
就理论内容上说,阳明作为心学的极大成者,心即理也,对心的探讨即使是对天理的探求,心作为工夫下手处,进而落实到心之隐微细腻的念头上,念善则心正,便能恢复作为本体的良知如天地般感而遂通,无所不应。袁黄,将改命之学定于方寸之心上,进而定于念上,人格化的天根据念头的善与恶实施赏罚。
就理论意义上说,阳明的成圣的哲学路径和袁黄了凡的宗教路径至今几乎涵盖了一切修行的方式,世间修行门路,无非两种。特别是,由于两者思想基础的开放性和共通性,只要努力修养凡人便可达到圣人的境界,其思想受众的广泛性也是今天要关注两者的原因。另外两者都为天意预留了空间,这是对人类精神空间的预留。人们对天意的生生、变化、神妙不测的特点既向往又畏惧,由此产生宗教和哲学两条与天意相参的路径。撇开路径的差异性,更为根本的则是两者对心念通天之境界的探求,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其心念通天的精神追求和理论表达在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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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海明,王阳明易学略论[J],周易研究期刊,1998
3、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M],重庆出版社,2017.03
4、钟茂森著《了凡四训》研习报告[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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