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与孔子的差异以及“正名”的问题

《论语·子路》篇中孔子提到了“正名”的问题。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在这里，子路对他老师的说法显得嗤之以鼻的样子，认为孔子“正名”的想法是“迂也”。迂字在《说文解字》的意思是“僻远也”，而朱熹的解释也是指“远于事情”。也就是说，子路认为在卫国当时的情况下，孔子所谓的“正名”是绕远路的曲折行为。

在这里，子路说孔子是“子之迂也”，而孔子则对子路予以了“野哉”的评价。对于子路的异议，孔子回应了从“言不顺”到“民无所措手足”的一系列危害，而这些危害都是由于“名不正”所引起的。所以，“正名”理所当然的就是为政的首要任务。但是，如果再回过头看这段话，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整个对话的后半段，孔子只是批评了子路的观点，并且讲了自己将“正名”作为首要任务的原因。但对于子路来说，可能只是不明就里的挨了一顿批评，心中更加疑惑。因为从我们现在人的视角看，孔子没有说明为什么“正名”可以理所当然的造成后面的一系列顺序。而且，从名到言到事、再到礼乐和刑罚，其中是否就存在必然的递进关系呢！抛开现代人的思维，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退一步。也就是我们承认，即使在礼崩乐坏但宗法等级依然森严的情况下，然而在当时的儒者心目中，名正言顺作为一切行为合法性的基础是一种共识。因此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对于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的观点，子路本来就是认同的。那么，子路对于孔子的异议就可以还原为正名之如何正怎样正的问题！而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孔子在这里却没有讲。所以，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孔子批评子路严厉却不中要害；在子路没有真正理解孔子意图的情况下，孔子没有恰当的释疑解惑。

子路和孔子的分歧，不只在这一方面。他们二人的思想上的不一致，可见于在整部《论语》中。《雍也》篇中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子罕》篇中讲：“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闲，曰：‘久矣哉！由之行也诈，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从这两则可以看出，孔子的做法和想法都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子路并没有试图去弄明白孔子的想法，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直接去说去做。比如在见南子这件事上，子路只是因为自己老师拜见了一个有淫行的人而直接表达他的不悦，并没有从孔子的角度去细想为什么去见南子。而对于孔子病重这件事，子路可能是出于很自然的孝敬老师的心理，派自己的家臣去为孔子做事。但是他并没有从自己老师的立场想到，一个对礼如此看重的人，是宁愿死于道路也不愿意自己有任何有违礼的事情。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子路在言语和行为上面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果敢耿直，却不怎么深思熟虑的人。在这方面，孔子当然也有对他的评价。《先进》篇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以师旅，因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曾皙）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在这里，孔子所“哂”的并不是子路的能力，而是他“率尔”的举动。而在同一篇之前的章节里面，孔子更表达了“由也喭”的看法，更甚的说法则是“子路，行行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这些都是孔子对子路性格的负面评价，并且子路后来了遭遇也证明了孔子对其性格缺点之负面影响的预言。人们常讲“性格决定命运”，虽然太过绝对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子路的性格也确实影响到了他的为学和为政。《先进》篇记：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为政》篇记：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冶长》篇记：子路有闻，为之能行，唯恐有闻。从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基本现象，子路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程度在孔子本人看来还不是很深，更有甚者还会出现对孔子的各种误解。所以才有了孔子的感叹：“由！诲女知之乎？”另外就是，子路在问学上有不积极和逃避的嫌疑，即“唯恐有闻”。在这一点上，子路没有显现出想要深入细致理解孔子思想的兴趣。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就属于不求甚解的典型。这是在问学方面的状况，而在为政方面，孔子对于子路除了贬低还是有褒赞的。《雍也》篇记：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按照《论语》里的说法，在孔子认为，子路是果敢能行的人，从政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呢？但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路的记载也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总体看上，子路不是一个愿意在理论或者道理上寻根究底的人，而是一个宁愿从义的直觉上果断地实行的人。因而，他更像一个动机主义者。只要在出发点上和意愿上是好的，那么剩下的更应该去付诸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分析或者推论事情的过程怎样以及结果如何。这在逻辑上的支持是，对于过程与结果的推论，没有实行之前都只是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因此，与其侃侃而论不如切身而行。任何事情在没有做之前，我们永远都不能确定结果是不是我们想象或者推论的那个样子。在这个方面，孔子显然是不认同子路这种近似于鲁莽的态度的。《公冶长》篇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对于为政者来说，做事情要比三思而后行更谨慎才算可以。因为治理民众的人对被治理者负有极重要的责任。整个治理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任何不经深思熟虑的举措都有可能对其他人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方面，不能将孔子归于保守主义。为了不把事情做坏而宁愿站在原地花更多的时间去分析和思考，在没有最合适的方法、时机以及切入点的情况下不盲目采取行动，这是一种极负责任的态度。

以上，可以作为子路和孔子的不同，包括性格上的、问学态度上的还有为政理念上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他们对于“正名”问题的讨论。上文已经说到，子路和孔子对于“正名”的重要性的认识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问题在于孔子没有回答清楚子路“奚其正”的发问。联系《论语》其他篇中的记载，可以发现两章与为政和“正名”关联密切的记载。《为政》篇记：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学而》篇记：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已。”就子张学干禄而言，虽然孔子在讲如何当好一个官员的问题，但是也可以看作对文章开头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的补充扩展。而后一段则可以看作是对“正名”的进一步解释，也是对如何正名的一种回答。最根本的，就是“就有道而正”。名是对人们认知范围内所有事物的指称，但是由于人的主观性的影响，不可能所有作为指称的名都完全符合它所想要指的东西。从完美模型的角度讲，存在所有的名都符合它所指之物是的情况，只是现实中发生不发生的问题。那么这一系列合理的指称就是道，而我们对名的校正就应该依从于道。在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问题。这里讲的“就有道而正”是对君子本人而讲的，不是对一个外人来讲的。而且这个适用于君子的要求同样是适用于统治者的。因此，“就有道而正”推及到统治者身上，它更多的是一种统治者的自我要求，而不是其他人用以要求统治者的规矩准绳。道不会只能被贤人和圣人理解，统治者同样也是可以理解道的。如果承认统治者也可以理解道，那么对于在现实中政治影响力小而又有相当的经世济民的政治情怀的圣贤来说，创造各种条件使统治者自己认知体悟到道，比通过外力的方式直接改变统治者的现实状况，显得更加合适合理。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孔子所说的“正名”，我们可以理解为帮助教化统治者自正其名，而不是孔子本人想要通过外在的手段去为统治者正名。而这可能就是子路误解其老师所说的正名的地方。同样的，“就有道而正”对于一般人也是适用的。不光是君子，每个人都应该在逐渐认知道的过程中对自己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联系到子张学干禄一章可以看出，孔子从“正名”出发，所强调的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这是一种自我不断提升内在修为的外在形式，是每个人认识你自己的手段，是一种视角和眼光的内向聚焦而非外向寻找。所以要秉持阙如的基本态度，轻易选择、随便行动、太过盲从、容易鲁莽这些都是要坚决避免的。